我所认识的廖天琪（一）
吴弘达
自2011年4月14日，5月22日及6月21日，我通过律师给廖天琪连续发了三份律师公函（请阅附件一、二、三，现在先翻译了2011年4月14日的一份——见文后附件列表），廖天琪至今没有回函或回应。我也注意到廖天琪近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我的评论。
我认识廖天琪已十多年了，我邀请她来美国参加劳改基金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工资及待遇并且为她申请了H1签证，后来转换为美国绿卡。我还曾公开地宣称她是劳改基金会的接班人。
2008年，因NED掌管的国务院经费（即南希-沃尔夫提案）停止了，因而中国信息中心不得不停止运作。廖天琪的工资有所减少，并且由于家庭原因，廖天琪要求回德国开展劳改基金会的工作并且提出了德国的预算方案。自2008-2009年廖天琪大致上在德国工作并常往返德美之间。
2009年9月廖天琪突然通知我，她已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我甚为吃惊。廖天琪曾在劳改基金会/中国信息中心工作，并且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当时刘晓波和余杰分别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副会长）。我当时同意并鼓励她担任副会长，是因为副会长不是专职而且当时笔会非常需要支援。但2009年廖天琪当选为笔会会长，这实质上涉及到美国社会中常说的“利益冲突”，她是劳改基金会的主任，却又担任笔会会长。但我没有发表意见或看法。
接下来，由廖天琪负责组织的在香港的劳改图片展览九月底就要展出，但她声称：“医生嘱咐，最好不要长途旅行，我不能去了。”我也没有回驳，马上另行安排其他人去主持进行，廖天琪就与此图片展览没有关系了。
紧接着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劳改基金会定了摊位参加了书展。廖天琪一方面代表劳改基金会参加书展，同时又以独立笔会会长的身份在书展上同德国笔会一起展开了活动，我也被邀请去出席两个笔会召开的演讲会，并且廖也安排了另外二、三场有我参加的活动。第一场活动有几个人演讲，包括我和戴晴，会场上一切都十分正常。但会后，廖告知说：“戴晴不喜欢你同她一起出场，希望你下一个活动就不要来了。”我自忖同戴晴素无来往，连笔墨交流也没有过，当然我们立场不完全相同，似乎也不至于到不能共同出席一个在西方的演讲活动。但是，我没有问为什么，就退出了。我安心做我的劳改基金会的书展。这就是第一次公开的“利益冲突”，显然，廖天琪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到了2009年11月，廖天琪给我一份我们准备去台湾做劳改图片展览的文件。这是约一年前我请她联系有关台湾人士安排的劳改图片展。廖安排的图片展的名称是“国共人权展”，合约中规定展出四十幅民进党主办的国民党迫害人权的图片，同时又展出我们主办的四十幅共产党的劳改图片。
“国共人权展”首先在高雄市政府展览厅展出，由陈菊市长欢迎。展出之后又去台北的一个什么“舞蹈社”展出。劳改图片展在欧洲、澳洲、加拿大、美国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展览，但从来没有同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合作展出除劳改以外的图片。而廖天琪这次安排的是“国共”两党的反人权展，这不符合劳改基金会历来的传统。
台湾的政治状况一般人都很清楚，主要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二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我个人来讲，对国民党失败退走台湾是十分痛心的，但这在那种环境下，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现在，国民党重新反省，正在重新起来为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而努力。民进党作为台湾当地人的政治组织，经当年二二八的镇压站了起来，争取民主和自由，对台湾的环境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可惜出了个总统却是陈水扁这样贪污腐化的人，确实令人扼腕。但是国民党、民进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为台湾前途努力奋斗。我就十分奇怪，这次廖天琪怎么会把民进党突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国的组织筹办、旨在暴露中共罪恶的展览中来。我不否认有许多人权事件，就如同美国有黑人歧视的问题，南韩有光州事件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些违反人权的事可以同中共的劳改相提并论。中共的劳改虽然目前还没有“成名”，但它的历史及事实将要留下的恶名只能与德国的纳粹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一起共存在世人面前。
我想廖天琪已在劳改基金会工作了近十年，而且是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身份，几乎掌握了劳改的全部真相——包括中共的各级机密文件，包括多少人被劳改、被冤屈——恐怕在4000万人以上，这些在廖天琪主持的“黑色文库”中都能读到的。我没法给她解释，我也没法猜测她的意图，我只能客客气气地对她讲：“这事（台湾的劳改图片展）就到此为止吧，让我来继续做下去。”她也没有任何回应，就放手走了。我给台湾的有关人士包括陈菊尊敬地陈述了一句话：“很对不起！我们在展出时间方面有冲突，暂时不能来台展出。”至于廖天琪是否给台湾方面有什么通知，我一概不知。台湾的“国共人权展”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劳改基金会名誉及地位受到什么损失就不去想了。
由于上述的情况，我向劳改基金会理事会作了报告，并征得大家的同意，通过停止她在劳改基金会的工作决定，特例给廖天琪一年（12个月）的工资。但仍保留劳改基金会理事的职务。这是发生在2010年2月份的事，那时廖天琪由德国来美国我与她谈妥的，一般的人是不知道的。她清理了财务及有关手续，但劳改基金会的资产——电脑及打印机，我们催促了四次她至今没有归还，她竟然说不能邮寄（尽管我们表示会付邮费），而要由人去她欧洲家里取回。（顺便说一下，她还有几百元的账单，但因为NED扣押了两万多元的经费，所以一时无法给她结算）。
2010年5月12日，劳改基金会理事会决定重新修改理事会章程，由理事会正式通过章程（包括廖天琪在内），然后按章选举，结果，廖天琪没有被选上。这不是开除或免职，而是在选举中落选，廖天琪已不再与劳改基金会有关联了。这是考虑到廖的名声。
然而，廖天琪似乎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就在2010年5月12日中午劳改基金会理事会通过章程及选举等问题后，当场严厉地对所有的理事及助手们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是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了，但我要告诉大家，吴弘达偷盗两个女人的钱。”接着她就离开了会场，并对劳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要打垮吴弘达，打垮劳改基金会。”
当我听到廖天琪这句话后，十分吃惊。第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气？第二，怎么信口开河乱讲一气。但我并不生气，也没有当面与她争执。因为历来被人污蔑、被人诋毁这种事情对我来讲不足为奇。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敌人——共产党”。我理解每个人的思想观点不同，作风立场不同，行为做事不同，我不求别人要同我一样的理解，一样的立场，一样的作风。这样为人处事我已经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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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廖天琪（二）
吴弘达
2010年5月12日这一天出了二件事，除了廖天琪离开劳改基金会，俞陵也在会上对我提出了要求（附件5），我一直弄不懂这两件事怎么会扯合在一起，并且弄不清楚廖天琪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到今年才明白，实际上是廖天琪在操作，俞陵不过是个为了钱的傀儡而已。
在这篇文章里不多谈俞陵的事。我同俞陵至今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双方一直客客气气，我尊重她有两点：第一，她丈夫还在牢中。第二，她支持了一些被中共迫害的人。并且她全面信任委托我管理她的财务，至今，她的帐务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至于2010年5月12日之后却变化了，是什么原因，我不是十分清楚，但今天我大致上是明白了。
据了解，在2010年2月俞陵与廖天琪通过电话，谈了她的财务问题，俞有不解之处（不在此赘述）。2010年5月6日俞来美国，我不在华盛顿，俞就见到了廖天琪 ，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5月11日我见到俞，我因刚回华盛顿又忙于5月12日开理事会，就很简单地跟俞陵说了两句话，她却说要去纽约（实际上是瞎话），也没有多谈。到5月12日理事会上俞陵突然给我一封公开信（附件5），显然，这一切是俞陵同廖天琪事先完全准备好的。
在俞陵今年1月的法院诉讼文件中有若干重要内容，是俞陵不清楚的，而是廖天琪提供的材料。如俞陵的控告中涉及“劳改人权组织”和“雅虎基金”，这两个组织至今尚未获得501(c)的组织身份，而且是2009年才开始向政府申请的。众所周知，俞陵获得了雅虎的赔偿金却是2008年2月，俞陵的财务与此完全无关。再如诉状中说吴弘达与他的妻子得到Yahoo 赔偿金后“工资倍增”了；劳改基金会购买了1109 M Street的办公室“损害了”俞陵；劳改基金会“曾付给律师60万美元”；吴弘达曾“强迫”俞陵“捐款”给劳改基金会100万美元；吴弘达“有意识的欺诈”俞陵100万美元等等。但诚如在诉状中陈述的那样俞陵看不懂英文又不会写英文，那么这些不实之词不来自廖天琪又来自何方？
廖天琪首先帮俞陵找了律师，接着6月6-8日两次带俞陵去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的人权委员会找了一个叫Hans 的人，颠倒黑白控诉吴弘达。谁知Hans马上Email给我，要求我去人权委员会“说清楚”，甚至说“如果不来”，他们要 Subpoena（法律传讯）我。我看事情严重，没有去人权委员会而是由律师找了Hans，他们之间澄清了事实，Hans不再过问了。
今年1月底，俞陵换了律师决定起诉吴弘达，并且附带起诉劳改基金会，劳改人权组织及雅虎基金三个组织，今年3月又要Subpoena（法律传讯）雅虎负责人Jerry Yang。但是今年4月初双方律师达成协议，俞陵律师撤回了诉状，现在双方正在协议之中。
今年4月初，劳改基金会的纪念馆准备开幕，但就在开幕前一个星期左右，突然，中文媒体包括明镜、大纪元等大量报道了此案，用了吴弘达“欺诈”“威胁”等严重违法的词汇，特别是《镜报》还采访了廖天琪，镜报发表的稿子已由廖天琪审阅（附件6），一时有五、六家网站作了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在发表的这些文章中，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即廖天琪不择手段，公开了她自己也清楚的雅虎规定严格保密的赔偿案的相关内容，这是违反法律的严重行为，廖天琪已走到了难以想象的可以被诉诸法律的地步。
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运动，这件事对西方的学者、专家、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及观点。在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以及台湾籍的妻子廖天琪似乎也改变了他们同情中共的立场。
廖天琪与德国丈夫马汉茂结婚后留住德国已三十多年了，廖天琪告诉我两件事，我完全不会忘记的。第一件事是她的丈夫马汉茂被中共邀请组织出版德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但后来马汉茂提出有两封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亲笔信，信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马汉茂认为应该选入邓小平文选，但这显然是中共绝不会允许的。双方的冲突最后怎么解决我不清楚。但马汉茂竟然会被中共选中去编辑邓小平文选，可见中共认为马汉茂的政治背景是十分可靠的。另一件事是1985-1986年，中国的遇罗锦当年到了德国并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遇罗锦的兄弟遇罗克是文革期间反对红卫兵运动，批判“出身论”的勇敢的年青人，但是遇罗克被中共公开处决了。其父为反革命右派份子被中共迫害。遇罗锦有充分的理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廖天琪却公开对她讲：“邓小平改革开放形势很好，你不应该申请政治庇护，应该回国去”，公开反对遇罗锦的政治庇护。上述两件事反映了廖天琪和丈夫马汉茂二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90年代我去德国做演讲，马汉茂邀请我去他的大学座谈，廖当时在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大会上当选为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分部的主席。当时，民主中国阵线人才济济，柏林会议有许多欧洲社团参加并有台湾方面的大力支持。柏林会议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了一批包括外交的人事方面组织，我看了之后感到中共似乎已经完蛋了，民主中国阵线的影子政府都有了。曾几何时，民主中国阵线组织内部相互倾轧，烟消云散， 廖天琪也辞去了欧洲分部主席一职。不幸的是，1999年她丈夫突然逝世，不知是什么原因，据说是精神失常，跳楼自杀了。
廖天琪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在台湾上了大学，结婚后去了德国，三十年来一直在那边工作生活，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她知道多少我不清楚，但她对“劳改”问题还是有一些认识的，主编的“黑色文库”还是不错的。我曾收到一份大陆送来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战犯”廖宗泽的材料。1951年他秘密在四川某个县城内推独轮车当苦工，后被人认出检举，随即被逮捕押送北京。他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少将，这是级别很高的，因为国民党军统局的大老板戴笠也是少将军衔。廖宗泽原先是共产党，他抱着“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念参加农民起义对抗国民党政权，当时同起义的还有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在内。但1935年国共合作抗日，廖宗泽认识到目前的民族危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河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背弃了共产党虚伪抗日的立场。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溃散时，云南贵州等处已叛降中共，当时廖宗泽是重庆方面的军统负责人，他不同于其他军人纷纷溃逃。他要求留下继续抗争，他奉命炸毁了重庆市120处的战略要点。并随后率领5000人上山打游击，未几，人员溃散。他匿名埋姓做苦工，其妻小（包括廖天琪）都去了台湾，国民党给了她们优厚的生活待遇。廖宗泽被捕后作为“战争罪犯”被关押在抚顺监狱，从此天绝人寰。1972年廖宗泽病故，廖宗泽被国民政府擢升为中将。我将这个人的经历告诉了廖天琪，没想到她竟然对我说廖宗泽是她父亲。她说她曾同丈夫去了抚顺，收取了廖宗泽的骨灰并给我看她们在抚顺的照片。但她认为她父亲是“罪有应得，无可原谅，因为他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我对廖天琪说：“人都有父母，我们都应感激父母，不管他们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什么，他们总是我们的父母，何况你父亲是一个将军，父母总是父母，不可忘却的。”最后，她说她将来会写一本（有关父亲的）书的。
风风雨雨过去十多年了，从我来讲损失了十多年。最近我总在自问：怎么会用这样一个人呢？她对自己的父亲是这样一种态度，她的丈夫又是这样一个人。她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也没有很深切体会大陆人的苦难，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劳改的问题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我也对得起她，不论是工资待遇还是身份地位我给她的都比其他人要多。但廖天琪却在俞陵事情上大肆操作，我不明白，她真的要“打垮吴弘达”“打垮劳改基金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与中共的目标不谋而合了吗？
去年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对追求和平民主的人是极大的鼓舞，刘曾在观察网站上发表了至少240篇文章，并且2005年在劳改基金会出了一本《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劳改基金会自2006年起，每月从未间断给刘晓波财务上的支持，这些情况廖是全知道的，她应该清楚这不是谁的功劳，而是对和平、民主的支持，对专制、对残暴的谴责。但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她却说：“我花了巨大的劳动出版了刘晓波的书”，所以，她“有权代理刘的版权”而不是劳改基金会有权再版刘晓波的著作，她还趁刘霞——刘晓波的妻子尚未被中共彻底封杀前发给她二封简单的、十分不明确的email以证明她“被授权全权代理”刘晓波的著作了，而且她同其他人正式签了约。现在，刘晓波完全无法与外界沟通，刘霞也被彻底隔绝，难道廖天琪真是绝对地得到了刘晓波的“全权委托”了？！
现在，廖天琪在操作和掌握独立中文笔会，我无权也无意去批评或赞扬。我不想谈论廖天琪在2009年怎样成为会长的，我也不想评说廖天琪所述说的“独立中文笔会应是自由写作、自由思想的组织，不应是什么民运组织”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但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包括廖天琪在内的每一个人或关心这个笔会的人都考虑一下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和作用。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将有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有所贡献、有所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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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弘达
自2011年4月14日，5月22日及6月21日，我通过律师给廖天琪连续发了三份律师公函（请阅附件一、二、三，现在先翻译了2011年4月14日的一份——见文后附件列表），廖天琪至今没有回函或回应。我也注意到廖天琪近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我的评论。
我认识廖天琪已十多年了，我邀请她来美国参加劳改基金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工资及待遇并且为她申请了H1签证，后来转换为美国绿卡。我还曾公开地宣称她是劳改基金会的接班人。
2008年，因NED掌管的国务院经费（即南希-沃尔夫提案）停止了，因而中国信息中心不得不停止运作。廖天琪的工资有所减少，并且由于家庭原因，廖天琪要求回德国开展劳改基金会的工作并且提出了德国的预算方案。自2008-2009年廖天琪大致上在德国工作并常往返德美之间。
2009年9月廖天琪突然通知我，她已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我甚为吃惊。廖天琪曾在劳改基金会/中国信息中心工作，并且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当时刘晓波和余杰分别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副会长）。我当时同意并鼓励她担任副会长，是因为副会长不是专职而且当时笔会非常需要支援。但2009年廖天琪当选为笔会会长，这实质上涉及到美国社会中常说的“利益冲突”，她是劳改基金会的主任，却又担任笔会会长。但我没有发表意见或看法。
接下来，由廖天琪负责组织的在香港的劳改图片展览九月底就要展出，但她声称：“医生嘱咐，最好不要长途旅行，我不能去了。”我也没有回驳，马上另行安排其他人去主持进行，廖天琪就与此图片展览没有关系了。
紧接着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劳改基金会定了摊位参加了书展。廖天琪一方面代表劳改基金会参加书展，同时又以独立笔会会长的身份在书展上同德国笔会一起展开了活动，我也被邀请去出席两个笔会召开的演讲会，并且廖也安排了另外二、三场有我参加的活动。第一场活动有几个人演讲，包括我和戴晴，会场上一切都十分正常。但会后，廖告知说：“戴晴不喜欢你同她一起出场，希望你下一个活动就不要来了。”我自忖同戴晴素无来往，连笔墨交流也没有过，当然我们立场不完全相同，似乎也不至于到不能共同出席一个在西方的演讲活动。但是，我没有问为什么，就退出了。我安心做我的劳改基金会的书展。这就是第一次公开的“利益冲突”，显然，廖天琪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到了2009年11月，廖天琪给我一份我们准备去台湾做劳改图片展览的文件。这是约一年前我请她联系有关台湾人士安排的劳改图片展。廖安排的图片展的名称是“国共人权展”，合约中规定展出四十幅民进党主办的国民党迫害人权的图片，同时又展出我们主办的四十幅共产党的劳改图片。
“国共人权展”首先在高雄市政府展览厅展出，由陈菊市长欢迎。展出之后又去台北的一个什么“舞蹈社”展出。劳改图片展在欧洲、澳洲、加拿大、美国都曾有不同程度的展览，但从来没有同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合作展出除劳改以外的图片。而廖天琪这次安排的是“国共”两党的反人权展，这不符合劳改基金会历来的传统。
台湾的政治状况一般人都很清楚，主要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二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我个人来讲，对国民党失败退走台湾是十分痛心的，但这在那种环境下，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现在，国民党重新反省，正在重新起来为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而努力。民进党作为台湾当地人的政治组织，经当年二二八的镇压站了起来，争取民主和自由，对台湾的环境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可惜出了个总统却是陈水扁这样贪污腐化的人，确实令人扼腕。但是国民党、民进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为台湾前途努力奋斗。我就十分奇怪，这次廖天琪怎么会把民进党突现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国的组织筹办、旨在暴露中共罪恶的展览中来。我不否认有许多人权事件，就如同美国有黑人歧视的问题，南韩有光州事件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些违反人权的事可以同中共的劳改相提并论。中共的劳改虽然目前还没有“成名”，但它的历史及事实将要留下的恶名只能与德国的纳粹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一起共存在世人面前。
我想廖天琪已在劳改基金会工作了近十年，而且是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身份，几乎掌握了劳改的全部真相——包括中共的各级机密文件，包括多少人被劳改、被冤屈——恐怕在4000万人以上，这些在廖天琪主持的“黑色文库”中都能读到的。我没法给她解释，我也没法猜测她的意图，我只能客客气气地对她讲：“这事（台湾的劳改图片展）就到此为止吧，让我来继续做下去。”她也没有任何回应，就放手走了。我给台湾的有关人士包括陈菊尊敬地陈述了一句话：“很对不起！我们在展出时间方面有冲突，暂时不能来台展出。”至于廖天琪是否给台湾方面有什么通知，我一概不知。台湾的“国共人权展”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劳改基金会名誉及地位受到什么损失就不去想了。
由于上述的情况，我向劳改基金会理事会作了报告，并征得大家的同意，通过停止她在劳改基金会的工作决定，特例给廖天琪一年（12个月）的工资。但仍保留劳改基金会理事的职务。这是发生在2010年2月份的事，那时廖天琪由德国来美国我与她谈妥的，一般的人是不知道的。她清理了财务及有关手续，但劳改基金会的资产——电脑及打印机，我们催促了四次她至今没有归还，她竟然说不能邮寄（尽管我们表示会付邮费），而要由人去她欧洲家里取回。（顺便说一下，她还有几百元的账单，但因为NED扣押了两万多元的经费，所以一时无法给她结算）。
2010年5月12日，劳改基金会理事会决定重新修改理事会章程，由理事会正式通过章程（包括廖天琪在内），然后按章选举，结果，廖天琪没有被选上。这不是开除或免职，而是在选举中落选，廖天琪已不再与劳改基金会有关联了。这是考虑到廖的名声。
然而，廖天琪似乎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就在2010年5月12日中午劳改基金会理事会通过章程及选举等问题后，当场严厉地对所有的理事及助手们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是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了，但我要告诉大家，吴弘达偷盗两个女人的钱。”接着她就离开了会场，并对劳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要打垮吴弘达，打垮劳改基金会。”
当我听到廖天琪这句话后，十分吃惊。第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气？第二，怎么信口开河乱讲一气。但我并不生气，也没有当面与她争执。因为历来被人污蔑、被人诋毁这种事情对我来讲不足为奇。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敌人——共产党”。我理解每个人的思想观点不同，作风立场不同，行为做事不同，我不求别人要同我一样的理解，一样的立场，一样的作风。这样为人处事我已经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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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廖天琪（二）
吴弘达
2010年5月12日这一天出了二件事，除了廖天琪离开劳改基金会，俞陵也在会上对我提出了要求（附件5），我一直弄不懂这两件事怎么会扯合在一起，并且弄不清楚廖天琪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到今年才明白，实际上是廖天琪在操作，俞陵不过是个为了钱的傀儡而已。
在这篇文章里不多谈俞陵的事。我同俞陵至今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双方一直客客气气，我尊重她有两点：第一，她丈夫还在牢中。第二，她支持了一些被中共迫害的人。并且她全面信任委托我管理她的财务，至今，她的帐务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至于2010年5月12日之后却变化了，是什么原因，我不是十分清楚，但今天我大致上是明白了。
据了解，在2010年2月俞陵与廖天琪通过电话，谈了她的财务问题，俞有不解之处（不在此赘述）。2010年5月6日俞来美国，我不在华盛顿，俞就见到了廖天琪 ，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5月11日我见到俞，我因刚回华盛顿又忙于5月12日开理事会，就很简单地跟俞陵说了两句话，她却说要去纽约（实际上是瞎话），也没有多谈。到5月12日理事会上俞陵突然给我一封公开信（附件5），显然，这一切是俞陵同廖天琪事先完全准备好的。
在俞陵今年1月的法院诉讼文件中有若干重要内容，是俞陵不清楚的，而是廖天琪提供的材料。如俞陵的控告中涉及“劳改人权组织”和“雅虎基金”，这两个组织至今尚未获得501(c)的组织身份，而且是2009年才开始向政府申请的。众所周知，俞陵获得了雅虎的赔偿金却是2008年2月，俞陵的财务与此完全无关。再如诉状中说吴弘达与他的妻子得到Yahoo 赔偿金后“工资倍增”了；劳改基金会购买了1109 M Street的办公室“损害了”俞陵；劳改基金会“曾付给律师60万美元”；吴弘达曾“强迫”俞陵“捐款”给劳改基金会100万美元；吴弘达“有意识的欺诈”俞陵100万美元等等。但诚如在诉状中陈述的那样俞陵看不懂英文又不会写英文，那么这些不实之词不来自廖天琪又来自何方？
廖天琪首先帮俞陵找了律师，接着6月6-8日两次带俞陵去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的人权委员会找了一个叫Hans 的人，颠倒黑白控诉吴弘达。谁知Hans马上Email给我，要求我去人权委员会“说清楚”，甚至说“如果不来”，他们要 Subpoena（法律传讯）我。我看事情严重，没有去人权委员会而是由律师找了Hans，他们之间澄清了事实，Hans不再过问了。
今年1月底，俞陵换了律师决定起诉吴弘达，并且附带起诉劳改基金会，劳改人权组织及雅虎基金三个组织，今年3月又要Subpoena（法律传讯）雅虎负责人Jerry Yang。但是今年4月初双方律师达成协议，俞陵律师撤回了诉状，现在双方正在协议之中。
今年4月初，劳改基金会的纪念馆准备开幕，但就在开幕前一个星期左右，突然，中文媒体包括明镜、大纪元等大量报道了此案，用了吴弘达“欺诈”“威胁”等严重违法的词汇，特别是《镜报》还采访了廖天琪，镜报发表的稿子已由廖天琪审阅（附件6），一时有五、六家网站作了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在发表的这些文章中，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即廖天琪不择手段，公开了她自己也清楚的雅虎规定严格保密的赔偿案的相关内容，这是违反法律的严重行为，廖天琪已走到了难以想象的可以被诉诸法律的地步。
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运动，这件事对西方的学者、专家、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及观点。在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以及台湾籍的妻子廖天琪似乎也改变了他们同情中共的立场。
廖天琪与德国丈夫马汉茂结婚后留住德国已三十多年了，廖天琪告诉我两件事，我完全不会忘记的。第一件事是她的丈夫马汉茂被中共邀请组织出版德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但后来马汉茂提出有两封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亲笔信，信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马汉茂认为应该选入邓小平文选，但这显然是中共绝不会允许的。双方的冲突最后怎么解决我不清楚。但马汉茂竟然会被中共选中去编辑邓小平文选，可见中共认为马汉茂的政治背景是十分可靠的。另一件事是1985-1986年，中国的遇罗锦当年到了德国并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遇罗锦的兄弟遇罗克是文革期间反对红卫兵运动，批判“出身论”的勇敢的年青人，但是遇罗克被中共公开处决了。其父为反革命右派份子被中共迫害。遇罗锦有充分的理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廖天琪却公开对她讲：“邓小平改革开放形势很好，你不应该申请政治庇护，应该回国去”，公开反对遇罗锦的政治庇护。上述两件事反映了廖天琪和丈夫马汉茂二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90年代我去德国做演讲，马汉茂邀请我去他的大学座谈，廖当时在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大会上当选为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分部的主席。当时，民主中国阵线人才济济，柏林会议有许多欧洲社团参加并有台湾方面的大力支持。柏林会议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了一批包括外交的人事方面组织，我看了之后感到中共似乎已经完蛋了，民主中国阵线的影子政府都有了。曾几何时，民主中国阵线组织内部相互倾轧，烟消云散， 廖天琪也辞去了欧洲分部主席一职。不幸的是，1999年她丈夫突然逝世，不知是什么原因，据说是精神失常，跳楼自杀了。
廖天琪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在台湾上了大学，结婚后去了德国，三十年来一直在那边工作生活，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她知道多少我不清楚，但她对“劳改”问题还是有一些认识的，主编的“黑色文库”还是不错的。我曾收到一份大陆送来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战犯”廖宗泽的材料。1951年他秘密在四川某个县城内推独轮车当苦工，后被人认出检举，随即被逮捕押送北京。他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少将，这是级别很高的，因为国民党军统局的大老板戴笠也是少将军衔。廖宗泽原先是共产党，他抱着“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念参加农民起义对抗国民党政权，当时同起义的还有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在内。但1935年国共合作抗日，廖宗泽认识到目前的民族危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河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背弃了共产党虚伪抗日的立场。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溃散时，云南贵州等处已叛降中共，当时廖宗泽是重庆方面的军统负责人，他不同于其他军人纷纷溃逃。他要求留下继续抗争，他奉命炸毁了重庆市120处的战略要点。并随后率领5000人上山打游击，未几，人员溃散。他匿名埋姓做苦工，其妻小（包括廖天琪）都去了台湾，国民党给了她们优厚的生活待遇。廖宗泽被捕后作为“战争罪犯”被关押在抚顺监狱，从此天绝人寰。1972年廖宗泽病故，廖宗泽被国民政府擢升为中将。我将这个人的经历告诉了廖天琪，没想到她竟然对我说廖宗泽是她父亲。她说她曾同丈夫去了抚顺，收取了廖宗泽的骨灰并给我看她们在抚顺的照片。但她认为她父亲是“罪有应得，无可原谅，因为他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我对廖天琪说：“人都有父母，我们都应感激父母，不管他们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什么，他们总是我们的父母，何况你父亲是一个将军，父母总是父母，不可忘却的。”最后，她说她将来会写一本（有关父亲的）书的。
风风雨雨过去十多年了，从我来讲损失了十多年。最近我总在自问：怎么会用这样一个人呢？她对自己的父亲是这样一种态度，她的丈夫又是这样一个人。她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也没有很深切体会大陆人的苦难，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劳改的问题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我也对得起她，不论是工资待遇还是身份地位我给她的都比其他人要多。但廖天琪却在俞陵事情上大肆操作，我不明白，她真的要“打垮吴弘达”“打垮劳改基金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与中共的目标不谋而合了吗？
去年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对追求和平民主的人是极大的鼓舞，刘曾在观察网站上发表了至少240篇文章，并且2005年在劳改基金会出了一本《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劳改基金会自2006年起，每月从未间断给刘晓波财务上的支持，这些情况廖是全知道的，她应该清楚这不是谁的功劳，而是对和平、民主的支持，对专制、对残暴的谴责。但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她却说：“我花了巨大的劳动出版了刘晓波的书”，所以，她“有权代理刘的版权”而不是劳改基金会有权再版刘晓波的著作，她还趁刘霞——刘晓波的妻子尚未被中共彻底封杀前发给她二封简单的、十分不明确的email以证明她“被授权全权代理”刘晓波的著作了，而且她同其他人正式签了约。现在，刘晓波完全无法与外界沟通，刘霞也被彻底隔绝，难道廖天琪真是绝对地得到了刘晓波的“全权委托”了？！
现在，廖天琪在操作和掌握独立中文笔会，我无权也无意去批评或赞扬。我不想谈论廖天琪在2009年怎样成为会长的，我也不想评说廖天琪所述说的“独立中文笔会应是自由写作、自由思想的组织，不应是什么民运组织”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但我希望独立中文笔会包括廖天琪在内的每一个人或关心这个笔会的人都考虑一下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和作用。
中国大陆近几年来将有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有所贡献、有所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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